中國教育產業總體上可以分為學歷教育和非學歷教育，貫穿學齡前、K-12及成人階段。近期，國家出臺了一系列教育行業相關政策，本文將分學歷教育板塊和非學歷教育板塊進行淺析。

　　來源：弗若斯特沙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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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教育相關政策趨勢解讀

　　強調教育公益性，加強民辦教育營利性方面的監管

　　說到學歷教育，影響力深遠、決策耗時長、廣大群眾較為關注的當屬2021年4月7日經第741號國務院令簽發、擬于2021年9月1日正式實施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下文簡稱《條例》）。因涉及到民辦教育的核心和重大利益，《條例》從2018年“征求意見稿”到***終簽發，一直牽動著民辦教育行業從業者、投資人和眾多家長的心。

　　《條例》總則第四條中，明確強調“堅持教育公益性”，“公益性”應當成為總體民辦教育辦學的指導方向：

　　針對義務教育民辦學校，《條例》規定：

　　在中國境內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以及外方為實際控制人的社會組織不得舉辦、參與舉辦或者實際控制實施義務教育的民辦學校，從而明確禁止了義務教育民辦學校通過搭建境外VIE架構進行IPO；

　　實施義務教育的民辦學校不得與利益關聯方進行交易，從而杜絕了義務教育民辦學校對接資本市場的可能性；

　　任何社會組織和個人不得通過兼并收購、協議控制等方式控制實施義務教育的民辦學校、實施學前教育的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從而阻斷了義務教育民辦學校想要通過兼并收購而擴大規模的、進行資本化運作的行為。

　　針對學前教育民辦機構，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明確規定了：

　　“社會資本不得通過兼并收購、受托經營、加盟連鎖、利用可變利益資本、協議控制等方式來控制國有資產或者集體資產舉辦的幼兒園和非營利性的幼兒園”，同時規定“民辦園一律不準單獨或者作為一部分資產打包上市，上市公司不得通過股票市場融資投資營利性幼兒園，不得通過發行股份或者支付現金等方式購買營利性幼兒園資產”。明確限制了民辦幼兒園的規模化擴張和整體發展。

　　針對職業教育民辦學校，《條例》表現出開放和鼓勵發展的態度：

　　“國家鼓勵企業以獨資、合資、合作等方式依法舉辦或者參與舉辦實施職業教育的民辦學校”，且“實施職業教育的公辦學校可以吸引企業的資本、技術、管理等要素，舉辦或者參與舉辦實施職業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

　　總體而言，《條例》加強了對民辦教育辦學的監管，尤其在營利性方面出臺了明確規范。

　　大力發展職業教育，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2019年初，國務院頒發《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簡稱《方案》），明確指出：

　　“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方案》指出，我國職業教育目前仍面臨著體系不完善、實訓基地建設待加強、企業參與辦學程度不夠、人才培養質量水平參差不齊等問題，亟需在未來5-10年提高我國整體職業教育質量。

　　隨后，國務院又于2019年5月印發了《職業技能提升行動方案（2019－2021年）》，提出更明確的三年目標：

　　“到2021年底技能勞動者占就業人員總量的比例達到25%以上，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勞動者的比例達到30%以上。”該目標的設定明確體現出我國目前技能型人才短缺，而職業教育作為技能型人才的重要培養基地和出口，應該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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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一步維護教育公平，高考綜合改革實施方案逐步實施

　　高考向來是我國莘莘學子公平競爭、平等選拔的***好體現，隨著歷年參加高考人數的增加，高考的公平性、合理性更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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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國家關于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發布，拉開了高考改革的序幕，目的在于更好地為高校科學選拔人才，建立公平的篩選制度。2019年，8省市（河北、遼寧、江蘇、福建、湖北、湖南、廣東、重慶）確定試行“3+1+2”高考新模式，并將從2018年秋季入學的高中一年級學生開始實施。“3+1+2”模式，即考生總成績由全國統一高考的語文、數學、外語3個科目成績和考生選擇的3科選擇性考試科目成績組成，總分仍為750分。這樣的模式為考生提供了更多選擇，選擇性考試科目共有12種組合方式。同時，自2019年起，特殊類型招生政策就發生突變：藝考提高文化課成績要求，取消“省級***生”保送，這項改革的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遏制特殊類型招生中的“暗箱操作”、“僥幸心理”。

　　今年，已經有14個省市完全進入新高考周期，高考改革進入規模化種大田階段。可以說，高考的改革是國家維護教育公平的***直觀體現，在高考改革背景下，學生綜合素質的全面發展也變得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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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學歷教育相關政策趨勢解讀

　　K-12校外培訓遭遇強監管，教育不應成為牟利手段

　　近年來，K-12課外輔導行業發展迅猛，在剝奪學生自由課外時間之余，加重了家長的焦慮感和競爭感，逐漸演化成“課外輔導內卷現象”。另外，部分K-12課外培訓機構花費大量營銷成本用于搶占市場、爭奪資本，卻沒有花足夠的精力來研發課程內容、提升師資水平，這完全與教育的本質相違背。家長花重金為孩子報班，***后投入的錢卻大部分變成了線下公共場所和線上平臺無處不在的教育輔導機構營銷廣告，這種亂象亟需國家層面大力度的整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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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2018年，國務院就已發布了《關于規范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簡稱《意見》），《意見》指出：

　　“面向中小學生的校外培訓機構（以下簡稱校外培訓機構）開展非學歷教育培訓是學校教育的補充，對于滿足中小學生選擇性學習需求、培育發展興趣特長、拓展綜合素質具有積極作用。”因此，若校外培訓機構以“應試”為導向，加重中小學生的課外負擔、家庭經濟負擔，應該做出調整。

　　2020年，教育部和市場監管總局聯合印發《中小學生校外培訓服務合同（示范文本）》，進一步細化規范了對校外培訓的職能要求。

　　2021年6月15日，教育部正式成立了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并在啟動會上明確了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的主要職責：

　　承擔面向中小學生（含幼兒園兒童）的校外教育培訓管理工作，指導校外教育培訓機構黨的建設，擬訂校外教育培訓規范管理政策；會同有關方面擬訂校外教育培訓（含線上線下）機構設置、培訓內容、培訓時間、人員資質、收費監管等相關標準和制度并監督執行，組織實施校外教育培訓綜合治理，指導校外教育培訓綜合執法；指導規范面向中小學生的社會競賽等活動；及時反映和處理校外教育培訓重大問題。

　　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司的成立，充分體現了國家對校外教育培訓監管工作的高度重視。相信未來校外培訓市場將更加規范，課程內容方面也將更好地為義務教育起到補充作用。

　　無論是學歷教育還是非學歷教育，不難看出，國家的重點要求在于回歸教育的本質——教書育人為本，不過分逐利。未來，預計核心教育板塊的監管力度都將進一步加大，以確保教育的公平性和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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